摘要:过去三十年间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在我们的交流、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介本身也在转变,媒介不再仅仅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沟通渠道,而是我们社会、日常生活和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接着FelixGuattari在前互联网时代提出的前瞻性观点,我们可以称我们的时代为"后媒体时代"。Guattari乐观地期望大众媒体力量的转变能够克服现代的主观性,在后媒体时代,新的集体-个体的主观性将通过信息、通讯、情报、艺术和设备的交互使用而被接纳(Guattari1990)。从那时起,30年过去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后媒体的概念,并尝试发展后媒体理论(或多种理论),以了解我们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条件下的新兴力量。亚洲后媒体理论可能听起来自相矛盾:后媒体理论应该是全球化的,或者至少体现超越全球化时代任何地理界限的跨国性,因为新媒体本身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产物。亚洲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文化想象建构的存在,在地理测绘上存在着矛盾、冲突和分歧。虽然我们承认使用地理术语"亚洲"的问题,但我们仍然相信,在亚洲范围内及周边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提供一种手段,以批判性地评估传统的欧美媒体研究,以便在全球化时代更恰当地理解数字媒体生态。作为一个地区,亚洲的消费和生产都是全球最大的;尽管如此,主流媒体理论仍然在西方产生。现在,我们必须从后殖民时代的角度来批判性地研究知识生产的不平衡现象。在我的演讲中,我想讨论一下当前关于数字媒体研究学术上的可能性和问题:情感理论,赛伯女权主义,软件研究,平台研究,算法,投机性的现实主义,新唯物主义,后人种主义、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创意产业。在检视欧美国家理论框架的同时,也将通过实例呈现在亚洲,特别是在日本,数字媒体发展为文化与政治带来的影响。
会议名称:
2018年第十三届亚洲传媒论坛
会议时间:
2018-06-08
会议地点:
中国北京
- 专辑:
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
- 专题:
新闻与传媒
- DOI:
10.26914/c.cnkihy.2018.003475
- 分类号:
G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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